据我所知，茱莉亚·查尔德第一次做土豆浓汤，是因为百无聊赖。支持我这理论的唯一证据就是她自己写的食谱。她是这么描写这道Potage Parmentier （不过是土豆汤的法国名儿罢了）的：“闻着香，喝着也香，真是简单的至味啊。”她头一次写书，就把这道汤作为开篇食谱。她说你也可以加点胡萝卜、西兰花，或是青豆。但这已偏离了这道汤的真义，如果你寻求的是简单的至味。
简单的至味。简直像句诗，不是吗？听上去像是医生的嘱咐，身心健康的良方。
可是，我的医生嘱咐我的不是喝土豆汤。我的医生（确切点说，是我的妇科医生）嘱咐我的是生孩子。
“你的荷尔蒙有问题，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些你早知道了。毕竟你都快奔三了，这么想吧……永远不会有‘更好’的时候了。”
我不是头一回听这种话了。我得这毛病已经有好几年，从卖卵子的时候起就知道了。当时，为了还信用卡，我靠卖卵子弄到七千五百美元。实际上，那是我第二次“捐献”卵子。“捐献”这说法真搞笑，因为当你从麻醉中醒来，穿好衣服的时候，身体里少了几颗卵子，前台那儿却多了张好几千块的支票等着你。我第一回干这事儿是在五年前，那会儿我二十四岁，身无分文，却无忧无虑。我本没打算干两次，可是三年后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那人操着一口难懂的欧洲腔，问我愿不愿意飞到佛罗里达再做一回，因为“我们的客户对您的初次捐献深感满意”。卵子捐献仍是一项新技术，发展缓慢的法律和伦理体系还没追赶上来，没人知道卵子捐献者会不会被起诉，比如必须抚养孩子十年之类的。因此，人们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使用不甚精确的词儿，或是委婉地绕着说。这通电话意味着，有个“小小的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活蹦乱跳，而且这个“小小的我”的父母对他或她十分满意，还想再要一个。我心底有个诚实的声音忍不住想高喊：“且慢！等这俩孩子到了青春期你们就后悔了！”但是，七千五百美元可不是小钱呐。
不管怎样，直到第二次“收成”（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妇儿医院里有很多这种模糊又微妙的用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听上去吓死人，但实际上没那么严重，这毛病意味着我会变得毛发浓密，会长胖，要想怀孕的话得把各种药都吃个遍。我猜，这也意味着我还有很多神秘难懂的妇科行话要听。
所以，自从两年前我被诊断出得了这个病，医生们就没完没了地跟我谈怀孕的问题。甚至我那满头白发、叔叔级别的骨科医生都给我来了一番“奔三危险论”的演说。（你倒说说看，哪个二十九岁的人会得腰椎间盘突出？）
至少，妇科医生跟我还算有点关系。或许正因为这个，他一边擦拭窥镜一边跟我说话时，我强忍住了没冲他发火。可是，他刚一出门，我就一把从脚上摘下海军蓝缎面高跟鞋，朝刚才他脑瓜所在的位置扔了过去。鞋子“砰”的一声打到门上，刮出一道黑印，掉在摆放台上，撞翻了装着棉签的玻璃罐。我连忙从地上、桌子上捡起棉签塞回罐里，又忽然想起这东西肯定脏了不能再用，于是赶紧把棉签拢成一小堆，堆在一盒新针头旁边。我起身回去套上裙子。这是条四十年代风格的复古裙，今天早上，我的同事内特还说它衬得我腰身纤细，胸型也美，
这让我整整得意了一整天。可是，我从下曼哈顿到上东区来的时候，搭的是没有空调的六号线，漂亮裙子早已汗湿，还弄得皱巴巴的。我蹑手蹑脚地离开诊室，预先把十五美元诊疗费捏在手里。趁没人看见我惹的乱子，我还是快溜为妙。
一踏进地铁，我就觉得不对劲。还没走到回转门，我就听见一阵低沉的闷响在砖墙间回荡，各处徘徊的人也比平时多。闷臭的空气中掺杂着一丝不满的味道。地铁广播偶尔响起，可没有一回是列车进站的预报。过了好久好久，连地铁的影子都没瞧见。跟大家一样，我探头往隧道里头看，希望能瞧见车头上淡黄色的灯光，可里面黑乎乎的，完全没有来车的意思。我觉着自己身上散发出一股子异味，像头淋透了雨、一直打哆嗦的绵羊。挤在蓝色高跟鞋里的脚趾痛得要命，我的背也酸痛难受。站台上的人越聚越多，我开始担心有人会掉下去，没准就是我。再说了，万一我突然闷得发起疯来，把谁推下去也不一定。
就在此时，人群奇迹般地四散开去。那一刻，我以为是自己身上的臭味儿浓得无可救药了，可人们脸上警惕的目光并没落在我身上。我顺势看去，原来有个女人栽倒在我身后。她一头椒盐色的头发，看起来像是精神病人。我离她太近了，看得见她纠缠着的蓬乱额发。一阵寒意爬上我的脊梁骨。那女人狂乱地低声咕哝着什么。人们像看见狮子的羚羊一样，本能地四下闪避。女人四周形成了一小片空地，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傻站在那儿，像头注定无法逃脱的老跛羊。
那疯女人开始用巴掌拍自己的头。“他妈的！她嚎叫着，”“他妈的！他妈的！”
我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避到人群里呢，还是该待在原地不动。我茫然地向四周看去，想装作没看见，可不由得呼吸急促起来。
疯女人把手伏在地上，“邦！”她把前额重重地往地上撞。
摘自《美味关系：朱莉与茱莉亚》更多内容请点击http://www.cqph.com/Novel/Novel-59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