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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纵横驰骋的英雄气与儿女情

编辑:周小波

一直记得《重庆之眼》在重庆南滨路精典书店举行首发式的情景。那是2017年4月22日下午,这本书刚刚从印刷厂新鲜“出炉”。为了这个首发式,范稳推掉其他工作,等候在重庆。

现场读者兴奋雀跃。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兴芜,历史学家周勇相继致辞。前者是作品的“催生者”(策划人),后者是重庆近现代史的资深专家,故而他们在致辞中感概万千,不断点赞。之后,音乐响起,图书片段的配乐朗诵让我顿时融化,以至于在随后环节自己做访谈嘉宾时,心情依然不能平复。

是什么打动了我?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之一,我以为作品的现场朗诵固然让我震撼,其实在图书编辑出版的每个环节,心灵触动和深深感动一直相伴。

《重庆之眼》在重庆南滨路精典书店举行首发式

一、  家国情怀与别样美学气质

这部小说融会贯通了时间扩张法、心理反应式与链环式结构,环环紧扣、步步为营,足见作家的功力。命运的波澜起伏和情感的宁静致远,呈现出中国人的美学气质。

(一)英雄气儿女情和书卷气的融合

智慧的作家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文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的息息相通之处。所谓英雄气、儿女情,就是既豪气干云又柔肠百结;所谓书卷气,则是涓涓流淌的文化血脉。《重庆之眼》这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支撑英雄豪气的,既有抗战英雄,又有平民百姓;体现书卷气的,则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英雄气和书卷气看似反差很大,一旦融为一体则爆发出极大的能量,并形成别有意味的中国人的美学气质。

在围绕“重庆大轰炸”事件的表现上,范稳把战争、苦难、爱情、奋进、证言等诸多元素那么自信地糅合起来,完成了从抗战到当下这几十年波澜起伏和宁静致远的岁月呈现,展示它星空般奇特深邃的奥秘。譬如,范稳是这样描述日军对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情景的:“这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跟着就是紧急警报,然后日机的炸弹纷纷落下。人们根本没有防空袭的任何经验,除了慌乱惊恐,更多的竟然是好奇。炸弹狞笑着掉下来了,不少人还定定地站在地上仰头张望,孩子们则在争辩直奔脑门而来的炸弹是三颗还是四颗。城区瞬间爆炸开了朵朵死亡之花,那时重庆人还不会知道这样的邪恶之花在未来的几年里,将会在每年的夏季开放。”

1940年端午节龙舟赛,是作品的一个重要叙事:龙舟赛遭遇大轰炸,竞技中无论是“过江龙”还是“浪里滚”,龙舟上都没有几个人了,鼓手被打得只有一只胳膊,但他还在拼命地击鼓。鼓面上全是鲜血!鼓槌一敲,血珠四溅,鱼龙惊心。面对冰雹一般落下的炸弹,手无寸铁的他们,却能迎风挺立,勇往直前。平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硬气。守护重庆的空军将士,在天空敢于以远远落后于侵略者的飞机和武器装备,如小狗般纵横奔跑,藐视敌方大打心理战,不惜慷慨赴死。军人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胆气。

(二)苦难与浪漫的穿插表现

沉重的历史透露出倔强的力量,巨大的战争苦难激发英雄情怀、浪漫思绪。

1939年5月3日,日机对重庆大轰炸,让第二天将举行婚礼的本书男主邓子儒和女主蔺珮瑶,分不清什么是喜事和丧事。邓子儒的父亲邓玄远身负重伤,弥留之际他拉着儿子的手只说了两句话:“赶快办喜事。报仇。”街道上到处断壁残垣,邓家大院一片狼藉,邓家被炸死18口人,院坝里一溜棺材,丧事都办不赢,还怎么能办喜事?可邓母却硬是坚持让花轿抬了进来。这大概就是重庆人顺天尽命的生活哲学,也是大彻大悟视死如视生的达观态度。

重庆人对抗战话剧的热情之高,可以忘记自己的性命安危。在国泰大戏院的话剧演出中,邓子儒得知紧急警报已经响了,日本飞机就要来了,提醒剧场内的观众赶紧撤离时,人们都把他焦急万分的催促当作“表演”,当作剧情的一部分,剧场里没有一个人起身离开。邓子儒无论怎样催促,观众都不相信。他最后给大家跪下了,声嘶力竭地喊:“各位同胞,同胞们啊!日本飞机就要来轰炸了。这不是演戏,是真的,是真的啊!”可观众席后排竟有人喊了一声:“我们晓得,演得太真了!好!”直到外面“轰隆”一声巨响,剧院刚买的英国磨砂灯玻璃震碎了,舞台坍塌了,演员们才发出一声声惊叫,许多人捂着耳朵……大家这时才慌了神。结果观众伤亡惨重!

面对随时到来的大轰炸,随时面临生离死别,随时出现生活的窘迫与灾难,重庆人却依然可以对话剧如此钟情和执着。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表现更具浪漫与无畏的精神呢!

(三)阵地战和心理战交替运用

作品精心安排了几组对比,对读者形成很大的冲击力,堪称大手笔。:一是大和小的对比。大题材与小人物、宏大叙事与人物琐碎身世行为的对比。

二是天空和大地的对比,天空在这部作品中一刻都不能缺席。如前所述端午节龙舟赛,这里是天空和江面的对比:重庆老百姓愉快过节在江上赛龙舟,其快乐心情、祥和氛围与敌人在天空恼羞成怒、肆无忌惮的对比。

三是装备上我弱敌强与心理上我强敌弱的对比。我空军战鹰以弱小装备藐视强敌、英勇还击,与敌方心理失态却嚣张进攻的对比。这场对决的结局是中国空军愈战愈勇和老百姓愈赛愈勇,心理坚强但人身伤亡惨重,日寇心里受伤愈打愈狠杀人如麻。

(四)蕴藉的语言之美

蕴藉者,君子气质也。范稳把《文心雕龙》的创作理论运用得非常娴熟,把“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实践得很到位,实现了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

譬如,范稳写道:“但在那个夜晚,这双眼睛还被雾都的浓雾所笼罩,被若有若无的雨丝所掩饰,让刘云翔分不清哪是迷雾重重中的爱、哪是生死情人的泪。山城的冬雨凄凉刺骨,像一根根细小犀利的冰针,总是扎在人心最温暖的疼痛处。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刘云翔将慢慢看穿岁月中的迷雾,看到那双眼睛里泪珠闪耀出来的爱的光芒,在把栏杆拍遍中一点一滴地把这些‘温暖的疼痛’捡拾起来,反反复复地回忆、咀嚼、品尝。”

作品充分考虑了当今读者对于历史、人文的审美追求和心理容量。蕴藉的文学语言,也是缱绻而遒劲的语言,让描写出神入化、让议论文质彬彬。

二、田野调查与智慧洞见

(一)接地气,重回重庆

作为1980年代初期在重庆上大学的作家,为了重新接上地气,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2015年范稳几乎移师重庆,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像重庆人一样地生活。范稳采访了重庆文化老人牛翁先生、杨本泉先生和重庆市十一中退休老教师陈国均女士等一批人物,陈老师在接受范稳采访后不到半年以97岁高龄谢世。出身名门的牛翁先生在抗战时期和重庆戏剧文化界交往甚厚,是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的亲历者和热心支持者,晚年诗书自娱,豁达平和。范稳还在书中引用了牛老的诗句,借书中人物的人生态度向牛翁老先生致敬,并祝福老人家健康长寿。惜乎牛翁老在该书出版后不到4个月仙逝,享年95岁。还采访了周勇、潘洵等一批历史学者。苦心人天不负,有效采访和故纸堆里查阅,使范稳准确地呈现了《重庆之眼》的城市气质和市井基调。

(二)洞见:背叛之背叛          

巨大的苦难、伟岸的情怀,暗黑的生存、青春的诗意,隐忍的性情、清醒的灵魂,多重主题如此这般地纠结生发,让作品最终抵达了一个思辨的高度,让“重庆之眼”成为和平与未来之眼。

书名《重庆之眼》寄予了什么涵义?作为责任编辑,我的理解是:作品、作品中人物和读者都需要洞见历史的面貌,作品内外每一个人都会作为精神主体去探寻,而眼睛正是洞见的一个具象的感官,从物质层面说,眼睛具备日常观察的功能,即视力。但从精神层面看,人们通常把“慧眼”视作眼力和眼界的高水准。“重庆之眼”这个书名,巧妙地把视力和眼界、把个人和星空、把芸芸众生和深刻的思辨联系在一起,深邃和诗意蕴涵其中。作者精心安排了情感冲击力极大的诸多人物、事件,来完成与思辨高度相呼应的文学表达。仅举以下两例,它们均以“背叛”的名义洞见,并完成另一份忠诚。

一例是前国军飞行员刘云翔受命于中共地下党,将一架飞往香港的飞机改飞到已经解放的湖南芷江机场。这是1949年11月25日,距离重庆解放之日仅仅两天。在那个暗黑的夜晚,乘客登机时,刘云翔却突然看见失散多年、已为人母的昔日恋人蔺珮瑶。“那身影像雾中寂然开放的花朵,那声音却穿透了岁月,像一颗温暖的子弹击中了刘云翔,然后是一千个炸雷在他脑袋里同时炸响,他几年来苦心孤诣构筑的情感防线,就像国军的‘大西南防线’一样,顷刻间被轰得支离破碎、土崩瓦解。”显然,刘云翔执行中共地下党的任务,是对国军和逃难的昔日恋人全家命运的背叛!这个背叛却是对友人、对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忠诚。

另一例则是贯穿全书的对日索赔的事件。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索赔前赴后继,屡败屡战。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范稳发现,这群白发苍苍的战争损害索赔者,实际上在向我们这个社会传递某种久违了的精神气质——维护民族尊严的勇气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胜利者的自信。你发动了战争,戕害了我的亲人,毁坏了我的家园,我战胜了你,恢复了和平,理所当然地要追究你的战争责任。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文明世界的正义又在哪里呢?

事实却并不是那么简单。今天日本的法庭,绝不会对一个万里迢迢前去打官司的战争受害者表现出丝毫的“正义”。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还有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离世,并且所有的对日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设计安排的日本法律工作者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人物,作为加害国的正义之士,在索赔官司的所有事务中,义务帮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在法庭上更是正面声讨军国主义战争罪行,对世界主义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阐释。他们自觉而坚定地背叛了本国政府的立场,而忠诚于全球正义。无疑,这是《重庆之眼》作为抗战题材作品在思辨意义上的升华和贡献。

三、  我的编辑观:助兴且帮忙

(一)编辑须为作品助兴

《重庆之眼》一共有三位责任编辑,别必亮、林郁和我。他们两位在范稳住进渝北区的那个小区开始采访工作时,便已介入到作品的了解中,并提供相关帮助。而我是在范稳交稿之后,方才被指派为责任编辑之一与范稳见面。尽管我们是同校同系不同年级的学友,之前只知其作品而不识其人,但在与范稳沟通中我欣喜地看到,作为知名作家的范稳,他没有“名气的危机”,他是一个特别聪明和自省的人。

作为编辑,我希望自己能对作品提供某种帮忙和助兴。而最大的助兴,就是尊重作者和作品。《重庆之眼》从1930年代写到当下,涉及的史实太多,与认真研读过这段历史并有深刻思考的作家范稳相比,我们的知识还有欠缺。作为编辑,自然不能不查根据、不问作者,自然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和个人好恶,而要求作者怎样修改。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武断地删改原文。我们所做的,是补上这一段“历史课”,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作品在编辑的建议下有所修改,那也有客观原因。当作家文思泉涌、物我两忘、信笔抒写之时,或许主观与实际有悖,或许偶尔记忆和史实有距,这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编辑所做的质疑或补正,是应尽之责。

印象很深的是范稳的两大修改。一是书名的修改,这部作品曾有过《重庆证言》和《与子同袍》的书名。但范稳并不满意。二是《旧闻录》放置位置的调整。最初作品每章第二节均安排了“旧闻录”。所谓“旧闻录”,就是对所述时代按年份摘录一些敌、我、友媒体或作品观点。它是范稳花了多少个日子去重庆图书馆故纸堆里摘抄来的,竟至于爱不释手。范稳明确希望用《旧闻录》来创新小说文体。

记得在范稳回昆明改稿时,我们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讨论书名、讨论《旧闻录》如何放置。范稳说,书名定为“重庆之眼”。我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好名字。如果说“重庆证言”意向实在,“与子同袍”指向较模糊,这个新书名可谓虚实结合了。但我与他说,冠以“重庆”之名,是否地域性太强?他说,《上海的早晨》,你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时代还是上海这个城市?答案当然是:兼而有之。他认为,只有重庆才担当得起这个题材。范稳还经常通过微信,把某一段落或某一个字、词的修改发给我们几位编辑,可谓字斟句酌又神思妙想。范稳的坚定、天分、谦逊和多谋,可以从电话或微信中很直接地传递给我。不禁感叹:这样的作家何愁没有好作品呢!

《重庆之眼》这个书名的深意,我却是慢慢体味出它的好。虽然,用拼音输入法录入“重庆证言”时,也会跳出“重庆之眼”这几个字,但两者却有完全不同的内涵提示。《重庆之眼》妙在把大地和星空、苦难和瑰丽、深邃和诗意如此艺术地不事张扬地结合起来,让人体味那纵横驰骋的英雄气和儿女情,体味苦难、正义、未来等沉重的思考,是一个很不错的小说之名。更妙之处在于,最初接触这个书名,你并不能一下子知道它的意思,那就好好读作品吧。聪明的作家啊。

新一轮改稿回来了。面目一新。继续保留了各章中的《旧闻录》,但其摆放位置有调整:前两章放在每章倒数第二节,后三章保持原位置(即每章第二节)。这样做表明,即使是作家很喜欢的内容,他也要暗藏锋芒,有理有节地推介。其实,这也是自觉的文体探索。

再一轮改稿回来了。每一幕(章)的标题,分别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为题,部分小标题也有改动,既提升了美感,也增强了力度。作为长篇小说,作品对于虚构和非虚构的交叉节点,拿捏非常精准和巧妙。“重庆大轰炸”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作品中所出现的老舍等一批文化名人是真实人物,但包括作品主人公蔺珮瑶、刘云翔、邓子儒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形象却是虚构的人物。在读者追随作品中人物愈走愈远的时候,作者往往通过他的手段,比如通过《旧闻录》,不断地提示、暗示读者回到真实的年代和情境中,如此这般、回环往复。

范稳用心甚深、割舍不了的《旧闻录》,就这样在文体探索和意蕴皴染方面大放光芒。图书出版后,我听到了关于《旧闻录》的诸多好评。

(二)责编身后有一个精诚合作的团队

记忆犹新的是我们团队与范稳在集团20楼会议室的一场讨论。编辑团队(编辑、设计、印刷)加上发行、营销的十余位同事,和范稳就内容、装帧设计、营销思路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充分沟通,无论发言意见如何激烈或者并没有什么道理,范稳都不疾不徐地往他的笔记本上记录,偶尔会抬头看看发言者,表情平静,对话沉稳而有趣。

集体讨论封面设计稿、制定营销方案、新书首发式和研讨会、范稳在几所大学和中学的演讲等等,有价值、有趣味的事情很多,恕不一一道来。我感动于我们编辑发行团队的精诚合作、任劳任怨,我的好多同事并不在编辑环节署名,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当然,我也为自己担任《重庆之眼》的编辑而荣幸,珍惜我作为编辑与作家范稳的友谊。祝愿他以更多佳作奉献于时代。

(注:作者系《重庆之眼》责编之一。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日期:2019-4-16 | 发布者:审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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