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作者 ISBN 丛书名 全文

另一张面孔:颠覆西方人认知的辛亥报告

编辑:周小波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诞生起便具有强烈的扩张性,正是这种突出的特性使其从备受迫害的新生宗教,顽强地发展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

基督教的扩张性,最大的推动力是其虔诚的布道者——传教士。据说,早在三国时期,基督教便已传入中国,但没有太大影响。基督教真正成规模地传入中国,应该说是始于唐朝,元朝、明末清初及近代初期很多传教士前赴后继来到中国传播福音。

但最初这些传教士的传教之路并不顺畅,汤若望“曲线传教”的经历使传教士们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并尊重中国人敬天、祭祖、祀孔的礼仪习俗,而“最善之法莫若以学术收揽人心”,于是之后来华的传教士大都是当时西方的饱学之士,博学多才。

此外,传教士为了传教顺利,对中国做了各种详细调查,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比如何乐模的《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就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它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作者在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行程与所见所闻,清末中国的自然图景与社会众生相跃然纸上。这些传教士的社会调查作品不仅为传教士传教提供了便利,也为西方人了解中国、西方国家采取对华政策提供了侧面依据。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境内也有很多传教士,他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些日记、信件、书籍、图片等资料,在这其中,有一部比较特殊的作品《中国革命1911:一位西方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镜相》。

这种特殊性体现在:

一、《中国革命1911》是著名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的作品,是布朗向西方普及中国政治环境的读本。也就是说,这本书主要是给西方人看的,而如今来看,这部作品对中国的读者也多有裨益:布朗对当时中国入木三分的认识让人心惊,而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布朗曾分别于1901—1902年和1909年到访中国,写下了17本调查日记,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即1912年,他就写下了如今读来仍让我们反思的《中国革命1911》,“也许有人会惊讶于布朗独到精准的眼光,因为我们过去总是低估晚清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地域广阔,社会民情更是复杂多变,让一个语言不通的传教士来了解清朝普通百姓的心理、和他们共情,辨明清政府的政策本意、官员的所作所为,且对清朝的政局、中国人的国民性分析得入木三分,这是何等的学识功力?

这并不是对布朗的溢美之词。书中的很多论断,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未曾落伍,比如他认为“要了解气势恢宏的辛亥革命,不能简单地罗列事件——这里记述一场战役,那里描述一个正在燃烧的城市,在别处又呈现一场外交谈判,这些罗列不能让读者了解辛亥革命的全貌。事件也许就它们本身来说很有意思,甚至令人震惊,但毕竟只是革命运动的伴生物而已。要想了解辛亥运动,仅仅关注报纸的报道,今天革命军打到哪了,明天清政府的北洋军又攻占了哪个战略要地,是不够的。要了解这场革命,必须要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考察埋藏在他们身上的引发这场起义的伟大力量。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体会这场革命真正的重要性,相对合理地预言它的结果,不过这样做,可能需要打乱时间顺序,以厘清革命的条理。”

在他看来起义本身并不重要,革命的原因和影响才是值得探究的:清朝虽然被迫纳入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性进程中,但是中国内部的变化、矛盾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而且他并没有就个别事件进入深入回顾、分析,似乎每个事件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深度不够。但要知道,他是一名传教士,《中国革命1911》面向的是对中国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地介绍清楚事情就好,有态度、有观点、有整体观的作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而对于清末新政,他认为“激进的去东方化的改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如此颠覆性的改革,国民们对于这位年轻的清朝皇帝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这是现代的普遍看法,但要知道这是1912年得出的结论,布朗的学问见识由此可见一斑!

二、布朗的关注点不在政治制度,他试图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那段历史。

书中有“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国的蒸汽革命和商业革命”、“动荡的政治和外交格局”、“民智的开启和教育的进步”、“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宪政发展和社会改良”、“新生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和孙中山”等章节,在他看来,蒸汽动力和商业革命导致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而教育和传教事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社会思想激变,从而使得政局动荡不断加剧,是一层层积累最终发展成燎原之势的中国内部的问题最终引爆了革命。

仔细审视一下,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因为一次偶然的爆炸,致使谋划已久的革命不得不提前两年引爆,而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也没有魄力担任领导人,反而是逼迫清廷的官员黎元洪担任都督。如果没有之后的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场起义在如今史书上会如何书写将不得而知。毕竟,辛亥革命也不是武昌起义一次起义可以完结的。

如果要根究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恐怕要从鸦片战争后民智的开启谈起。布朗记述道:

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了2029所私立小学,1116所私立中学、大学,以及师范、医学、技术和工业等专科学校。

我总结了一个名单,上面列举着赴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担任的职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他们当中有人担任了清政府的内阁高官、地方的道台,有人出任了驻英国、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和西班牙的公使、参赞及总领事,有人担任了诸如海关总税务司、中央政府六部的侍郎、铁路的总工程师、设计师和总监,有人担任了国家电报局的正职或副职主管、国际鸦片大会的清廷代表、清朝港口和重大工程的监理、清廷陆海军的各种要职以及其他许多要职”。这些记述不仅说明了教会在开启民智初期的作用,也侧面印证了布朗的“大历史眼光”: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中国社会经历的一段亘古未有之变的历程。

三、这是一部外国人的“爱国主义”作品。

看过《中国革命1911》的人,会有同样的感觉,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作品,而且布朗对对中国人充满了浓厚的感情。他在记录这段历史的同时,以相对客观的态度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赞扬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世界上有多少帝国崛起、繁盛、衰落,唯独中国与世不争,自给自足,怀抱着自己的理想,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独享着东方中央帝国的尊号。……在汹涌澎湃的现代文明狂潮的冲击之下依然屹立不倒……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力量!”

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行为,他直接提出了批评,并未对之进行掩饰,比如他认为“这些麻烦通常是由西方国家的商人和外交官挑起的,他们的政府希望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制造争端,利用强大的国力优势,攫取他们在领土和商业方面的利益。”“列强们对这个领土辽阔、孤独无力的国家虎视眈眈……列强争夺的不仅是中国的领土,还有在中国可以获得的巨额经济利益……孱弱政府的糟糕财政状况,让列强可以打着防止本国经济利益受损的旗号,干涉中国的内政。”

有些人认为布朗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过于推崇,忽略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存在着种种扭曲与误解。这种“扭曲与误解”在东西方的交流中制造了很多隔阂,布朗希望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在这个东方大国发生的任何政体变革,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他认为“中国发生辛亥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觉醒了”,西方应该正视、尊重中国,从心理上接受中国的重新崛起。如今的中国,是不是也印证了布朗对西方世界的忠告?

四、这不是一部完全客观的作品。

诚如编者按中所说,“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布朗会不自觉地站在西方的角度为基督教辩解,有很多片段论断和叙述不够准确。”

比如他认为,“真正的传教士不会跟随领事和炮舰进入中国。只有强烈的利他欲望,能够使他奉献自己的生命。他无所依靠,只能依靠上帝。”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事实,如果不是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近代的传教士是不可能迅速进入中国内地的,毕竟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观念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基督教教义中有博爱、助人、奉献、个人主义的精神,而中国人则存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观念,且重视家庭与宗族关系。引发义和团运动的一系列教案事件,不仅是由中外观念差异问题引发的,传教士偏袒教众、对清政府内政的干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布朗是一位传教士,当然无法摆脱他的立场,不为基督教做辩护和宣传,但瑕不掩瑜,这部作品运用大量的一手资料及相关数据,对辛亥革命及当时的政治生态做了广角度的审视,用“第三方”视角回顾和审视了辛亥革命,在众多研究辛亥革命的作品中别具一格。

此外,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细节生动,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至今也许是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清政府立宪的提出和流产、禁烟运动、反对妇女裹足、剪掉辫子、司法程序及刑法改革中的具体情况,以及对马礼逊、载沣、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描述和评价等,值得一看。

日期:2019-4-18 | 发布者:编辑审核

用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