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苦，我高兴！
方 敏

    刚从四川回来，就接到通知，由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合办的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揭晓了，要我去领奖并参加发奖会。真不容易。12年了，环境文学研究会的老秘书长高桦念叨得我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中国终于有了第一届环境文学奖。可喜可贺！
    会上众人七嘴八舌问我为什么神采飞扬，又为什么在四川待了几个月，是不是躲非典？是不是有“情况”？我是4月13号离开北京，7月2号回来的，可不是吗？我只好老实交代：
    我是为写我的《熊猫史诗》去大熊猫保护区采访的。刚去了卧龙和蜂桶寨就搁浅了，4月20几号，正是非典猖狂的时候，王朗保护区的负责人陈佑平说，你来就会被隔离，出了问题我还要丢乌纱帽。
    怎么办？回北京？材料没拿到手。非去不可，人家不放行。幸亏四川有亲戚，只好投亲靠友。照大熊猫专家的说法，你的身上有亲戚的基因要你传下去，他们肯定会帮助你。不错。但是，好景不长，因为四川的辣椒和潮湿，我开始咳嗽，立刻就成了非典嫌疑犯。上街打车，一听我说普通话，司机开车就走。吃饭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咳嗽，别人不说，自己恨不能钻地缝。白天平均半小时吃一种药，还是没有用。
    20天过去了，过了潜伏期，王朗终于来车接我了。一上车就咳嗽，想必那王朗的司机也吓得不轻。一路上出城进城都有量体温的检查站，幸亏我头天晚上量了体温：36.6度，我又买了好几袋华素片、苦瓜霜、冬凌草，一片接一片不停地吃，再加上司机打掩护，这才一路平安到达王朗。
    王朗山上海拔3000多，我把带去的毛衣、线衣、棉衣、两条秋裤、一条睡裤、一条厚条绒裤都穿上，还是冷，咳嗽有增无减。晚上开着两个电暖气一个电热毯，还是咳得睡不成，就爬起来吃药，看材料。白天按计划采访，嗓子哑了就借用手势。屋子里咳就去屋子外头，到了外头还咳又回到屋子里头，来回地折腾别人，也不停地忍受痛苦。
    但还是有人不同情：
    采访大山里的农民时，他们说：“你是北京来的，有非典吗？”
    采访豹子沟的看门人时，他又埋怨带我去的陈佑平说：“她是北京来的，还咳嗽！”
    到平武县城的饭馆里吃饭时，饭馆的老板把带我去的熟人拉到一边质问：“你怎么带个北京来的啊！”
    特别是在白马藏乡采访的几天，保护区陪我去的女大学生王蓉时时处处都在为我解释：“没问题的，不然我不会和她同吃同住。”
    也幸亏有了保护区人们无处不在的保护，我都快成了大熊猫了！
    王朗采访完，我带的一大包十来种药陆续吃完了，可嗓子还哑着，咳嗽更厉害。当时是5月中，非典还在猖獗，这样子回北京，肯定被截在半道，况且还有南充的一位专家没采访。我又回到了亲戚家，一连睡了三夜，一连打了三天吊瓶，咳嗽刚好些，又把脚摔坏了，上了夹板，拄了拐棍，走路靠一条腿蹦。好了，这回是想走也走不了了！我考虑过电话采访，但是总不甘心。
    一个月又过去了，到了6月底，北京的疫情缓解了，南充不会隔离我了，我也可以一瘸一拐地走路了。不甘心的我又拖着个大箱子去了南充。
    当我终于一瘸一拐地回到北京时，我的心里呀，是又高兴又悲哀。高兴的是九九八十一难，总算过来了，还录了15盘磁带，还拍了7个胶卷。悲哀的是并没人让我这么做，完全是自找的，所以也没处去诉苦，也没人会表扬。
    苍天有眼，回来就通知我去领奖，也算是一种鼓励？
    其实，仔细想想，不领奖就委屈了吗？是你自己高兴做的事，吃多少苦都值得。特别是，当我在家中整理录音的时候，每到精彩处，我都会一个人喜不自禁地叫起来、笑起来。为了我的《熊猫史诗》，我已经操作了8个年头，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不是在写书，而是在做一项熊猫工程。想到这里，我就会不急不躁地，不求功利地干下去，好像我前世就是一只大熊猫，今生投胎为人，就是要完成熊猫种群交给我的一个历史使命。
    哈哈，看到这些，王朗保护区就一定会觉得没有白保护我，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作协也一定会觉得没有白奖励我。而我呢，就会感到没有白受苦，也没有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