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介绍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政治演进，另辟蹊径探究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通过考察中书令（首席宰相）与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其变化，详细论述了玄宗、肃宗朝政治制度变化与中枢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作品视角独特、观点鲜明，不囿于对当时人事纷争或历史事件表象的考察，深入考释了玄宗朝宰相与太子相争的真相，犀利揭示出大唐国势由盛转衰的深层原因。

作者介绍：

任士英，1966年生，山东莘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曾任犯罪学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研究领域为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宫廷政治与国家安全及警学理论、警察史。著有《正说唐朝二十一帝》《隋唐帝国政治体制》《幕后帝妃》《唐肃宗评传》《盛唐气象》《宫廷政治史话》《后妃当国》《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等。主编《中华大典·经济思想分典》《学苑春秋》《新时期公安工作规律性研究》《犯罪学专业建设与发展研究》等。

唐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索解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唐玄宗完成对中书令人选的调整。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疏力陈牛仙客才非所任，且引谶语证明己说。此举犯了唐玄宗的忌讳，周子谅遂被杖责，后又被流贬，死于途中。李林甫借题发挥，称“（周）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结果，张九龄也被贬出朝廷。失去了张九龄等大臣的保护，太子李瑛很快陷入灭顶之灾。张九龄被贬的第二天，唐玄宗在宫中宣布了废储的制书。自此之后，皇储之位虚悬达一年零两个月。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唐玄宗才宣布立忠王为太子。在重新选择储君的过程中，颇有竞争力且呼声甚高的寿王瑁没能进入唐玄宗的视野。在开元末年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中，唐玄宗何以取忠王而舍寿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玄宗何以舍寿王瑁而立肃宗为皇太子，此为别一问题，非兹篇所能论及也”，一笔带过，没有从正面解答。后来，他又从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角度重新提出这一难题。他认为，李亨“终能立为太子”，是因为武则天之后武氏政治势力到开元、天宝时犹未衰歇，李亨生母杨妃是武氏姻亲，且对李亨出生有恩的张说也是武氏之党的缘故。对于武氏政治势力在武周以后的存在情况以及在开元天宝时期是否仍然存在，黄永年先生既有正面的论述，也有针对性的剖析，指出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立论难以成立。另外，赵永东先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陈寅恪先生的立论“不足为训”。他认为，唐玄宗在武惠妃死前之所以未册寿王为太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似乎对武惠妃的政治品行并不完全信任，心存疑虑；二是寿王与太子李瑛被废死有关。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若认为是唐玄宗对早已废死的王皇后的“追悔之念”抑制了他确立寿王为太子的行动，认为李亨最终被选为继承人是因为唐玄宗对王皇后的所谓“追悔之念”与王皇后对李亨的“抚养之恩”，则未必是对此事的恰切解释。细绎此事之因果，我们发现要对此事做出完美的解答并非易事。不过，通过梳理，我们从中能发现这一时期中枢政治格局的若干内容。从忠王与寿王的条件比较可以发现，继承人的选择不唯涉及朝廷宰相，也涉及后宫势力以及宰相与后宫力量的结合等。看来，这还是一个不乏意义的问题。

（节选自《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第二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