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一部探究士人与权力互动的政治史

☆从封建迈向大一统的时代变迁切入，解读士人群体特性及其身份转变

☆揭示士人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的历史逻辑

☆洞察士人仕与不仕背后的政治博弈

☆从士人的政治选择，挖掘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

“仕”与“隐”（不仕）之间——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什么是隐士呢？我们一般印象中的隐士形象，可能与鲁迅在《隐士》一文中说的差不多，即“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人们首先想到的隐士肯定有陶渊明，一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之风。但鲁迅对“隐士”的理解却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一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陶渊明中年以后有多次仕隐经历，最主要原因是因贫而仕。所以，做一名隐士，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来说，很多“隐士”本质上是“不仕之士”，如果他不曾“仕”或者不想“仕”，也就无所谓“隐”了。“隐”（不仕）与“仕”是一种博弈互动的关系，它构成了观察士人与权力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揭示从封建到大一统，“以不仕为隐”传统的建立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是一本追溯隐逸传统建立与变迁的作品，它追溯到该传统形成的早期阶段，也就是先秦至西汉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正是从封建走向大一统的剧变时期，士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本书通过史料的爬梳，呈现了士人与权力关系的转变。战国时期，士人的政治选择往往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秦汉之际，权力加强了对士人选择的干预，如董仲舒因惧祸而不仕，但他同时能继续发表政治主张，权力与不仕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关系。王莽之时，这种平衡关系被打破。龚胜欲不仕新朝，却被王莽逼死。与此同时，本书以时间为顺序，通过长时段的考察，呈现了士人群体自身的转变。春秋之前，士人原为低级的贵族，但是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士人面对乱世不得不面临“士”与不仕的选择。而在秦汉大一统之际，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后，士人逐渐儒家化、官僚化。在西汉末年的乱世之际，士人群体则加速了宗族化的发展。总体观之，先秦至西汉，士人群体从多元走向一致，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官僚化。由于政府权力的强化和士人群体社会基础的强化，以“不仕为隐”的隐逸传统逐渐形成，并且在士人自身的诗文的美化下，终于形成了魏晋时期风度翩翩、卓然出尘的隐士形象。

内容简介：

       “隐士”给人风度翩翩的印象，然而隐士卓然出尘的形象，是魏晋南北朝之后慢慢成形的。在此之前，士人在仕与不仕之间的选择，时常因为文学的歌颂而逐渐扁平化，细节与脉络被埋没。

       士原为低级的贵族，因此早期的士不会面临仕与不仕的问题。春秋晚期，贵族与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仕”才成为一种专业，士人才需要在“仕”与“不仕”之间做出选择。但不仕并不等于“隐”。先秦至两汉，经历封建制崩溃到郡县制大一统王朝的兴起，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士人群体从百家争鸣、士庶杂处逐渐儒家化、宗族化和官僚化。由于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人离开政治权力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从“隐逸”到“不仕”，再到“以不仕为隐”的过程。

    本书通过爬梳《史记》《汉书》《高士传》等史料，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不仕之士”做了全面统计分析。通过士人仕与不仕的人生选择，可以窥见封建社会走向大一统过程中，隐逸传统的建立与变迁，以及士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

作者简介：

白品键，中国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现居桃园，任教于世新大学中文系。研究领域以先秦两汉时期的士人为主，包含学术思想如何与政治社会文化互动，以及士人如何沟通社会之不同阶层等。著有《士与汉代文化抟成研究——儒学、吏事与方术的揉合与实践》《潜夫论所反映之东汉流民问题》，学术论文十余篇，童书《秦汉魏晋南北朝大富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