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书缘

我的母校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在风景秀丽的北碚，它就像个独立于山城重庆的世外桃源，是远离喧嚣的尘世专心读书的好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们的脸上总是充满了朝气和憧憬。那是一个单纯火热的年代，青春是诗意浪漫的，读书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对于一个文科大学生来说，文学的理想始终是高贵的，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的。校园里没有铜臭味，没有颓废与迷惘，也没有人“拼爹”。大家都像一张白纸那样纯洁，在4年的大学 生涯中尽情描绘自己的未来。 

犹记得1985年的夏季，我们大学毕业了。那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国家的宝贝。 许多同学的眼睛都盯着重庆本地的一些文学机构，如重庆作家协会、重庆出版社、 《红岩》文学杂志社（我曾经去那里实习过）。但我这种成绩不够好的学生显然是去不了这些喜闻乐见的单位的。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同学陈兴芜去了重庆出版社，还有一个同学去了《山城晚报》的副刊部，心里当然就只有羡慕的份了。

大学毕业后我离开重庆，远走云南。作家梦让我坚信我这样少不更事、经历苍 白的愣头青必须行路万里，饱尝风霜雪雨，阅尽天下风情，才可有笔下的锦绣文章。 重庆这片曾经的新大陆，被我迫不及待地抛在身后了。火车驶离山城时，我连回望它一眼的心思都没有。一个立志要走天涯的浪子总会把经过的地方当成人生的客栈，无论是一个村庄还是一座城市，哪儿黑哪儿歇，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直到今天， 我也不否认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精彩和浪漫。只是多年以后，当思乡之情在夜深人静 时掩袭而来，当青春年代的色彩在回忆里渐渐模糊、泛黄变旧时，重庆这座城市，在重庆学习生活的岁月，慢慢地变得像故乡一般令人眼热了。那里有母校，就像有精 神的母亲一样，令人牵挂和感恩。

2014年春天我为我的第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到重庆做最后的补充采访，那时我的采访目的是去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吾血吾土》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一段经历曾与之有关。此时的重庆已不再是我求学时期的那座山城了。它俨然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模样，山城的天际线让我熟悉又陌生，密如蛛网的道路让我迷路。这座保存有青春记忆的城市，是我们青春的原乡，总是有许多令人怦然 心动的过去、现在，以及对未来的某种憧憬。只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要专门为重庆写点什么。

当年分到重庆出版社的女同学陈兴芜已经是重庆出版社的总编辑，自毕业以来我们也常有联系。记得在那次来重庆之前，兴芜同学曾多次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创作情况，探讨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兴芜同学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编辑、策划、组 织过多套在国内出版界颇有影响的大型图书，包括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是个很敬业的编辑家，当她听说我到了重庆后， 便专程来看我。老同学相见，一如亲人重逢。在叙旧中兴芜同学直截了当地说，你写抗战题材，为什么不为重庆写一部书呢？她说，重庆在抗战历史中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举足轻重，尤其是重庆的抗战文化，那么多的大师巨匠在抗战时期都聚居在重庆，作家有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梁实秋、林语堂等，戏剧家、导演、演员有夏衍、 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洪深、金山、白杨、秦怡等—这样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 他们以自己手中的笔、以舞台上的演出宣传抗战、弘扬一个民族不屈的精神。重庆在抗战时期有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就是在战火的硝烟中粲然开放的文艺之花。尤其是重庆在抗战中所经受的长达5年多的大轰炸，在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到过如此惨烈的无差别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兴芜同学的一席话让我心有所动。因为文化抗战，正是我愿意在表现抗战的书写中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国土丧失过，军事失利过，士兵和百姓牺牲过，但我们的文化，却从不曾被征服，也永远不可能被侵略者征服。我当时隐约感到，重庆的文化抗战，就是抗战历史中最为鲜活、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我那时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吾血吾土》是以一个西南联大学生投笔从戎的抗战老兵命运视角来写滇西抗战的，原来我打算再以远征军为题材进行下一部抗战历史小说的创作，并且已经做了一些相应的资料准备。兴芜同学的提议让我看到了拓展某种新题材的可能，一个称职的作家总是对一些题材情有独钟，能看到这个题材背后所昭示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但是，如果要写一部以重庆大轰炸为题材的抗战历史小说，它所要涉及的历史、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内容还是让我心存顾虑。我离 开这座城市已经整整30年了，这30年来重庆城的变化不要说我这个外地人，就是老重庆也常常会迷路。我需要重新接上地气，重新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尤其是，需要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一座城市的性格，一定和它的文化积淀有关。正如一个人的性格，一定和他的文化背景和学识涵养相连一样。坦率地说， 在重庆上大学的那4年，我囿于校园高墙，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梁实秋 先生的“雅舍”、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的旧居，其实就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外，走路去 也不过 10分钟的路程，但我竟然都没有去瞻仰过。教科书里对此方面也甚少提及， 我更缺乏那种做学问究根到底的精神。那时我们正热衷于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流派和主义，朦胧、怪诞、荒诞、魔幻才是最先锋的，最新潮的。现代已经不够了，还要加个“后”，似乎才不会落伍、老土。我们几乎忽略了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文学和自己民族历史的关系。现在想来，大学那4年，对重庆的历史文化视而不 见，则颇有虚度光阴、“暴殄天物”之遗恨了。而当时却认为自己聪明得不行，叛逆得 有个性。实则是我们在校园里经常揶揄同学的话：“假老练”而已。其实，只有经过世事的磨砺、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流逝，人才会发现经典的东西永远都在那里，光辉的历史并不因为沧桑演变而逊色半分。而曾经逃离的故园，会在时光的打磨下，闪耀着历久弥坚的动人魅力与光芒。一如重庆这样的“青春原乡”，即便吾辈已然青春 远遁、韶华不在，但她依然在云飞雾走、岁月静好中守候并召唤一个远方游子的归来—即便不能回到青春年代里，也要穿越雾都的重重迷雾、回到这座山城的记忆 深处。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论证梳理后，我决定“改弦易辙”，先写重庆大轰炸的题材。我对兴芜同学说：“如果要让我来写这部小说，我需要在重庆待上一段时间，既做深 入细致的采访和资料搜集，还要跟重庆接上地气。”兴芜同学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会大力支持你。”我说：“我不要住酒店。我希望你们能给我在重庆的某个小区租一套房子，我要像一个重庆人一样地生活。”

在重庆出版集团的鼎力支持下，2015年我开始了与重庆的以书结缘之旅。我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里，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到沙坪坝四处奔波。关于重庆大轰炸，重庆的文史界和新闻出版界已经做足了功课，出版了汗牛充栋的相关书籍。尽管这个话题在20世纪末期才逐渐被人提起并发掘出来，一些历史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执着于拒绝遗忘的人们， 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当我开始涉猎这个题材时，我依然为自己对抗战 历史中这一段的无知感到汗颜，依然为像重庆大轰炸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抗战胜利结束后长达半个多世纪被遮蔽而感到遗憾。我的母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抗战时校址在沙坪坝，也曾遭受过惨烈的轰炸，师生无辜殒命，校舍断壁残垣，而我在读书时对这些史实浑然不知。这是必须要补的一课。 

在重庆的采访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朋友们。中国的民间对日战争索赔运动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然觉醒的中国人再不能容忍自己的父辈祖辈所遭受到的苦难被忽视、被歪曲、被不公正地对待，再不能漠视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歪曲颠倒和一再挑衅中国人民的尊严底线，对日索赔运动 在华夏大地方兴未艾、风起云涌。从中国劳工索赔案、南京大屠杀索赔案、“731”部 队人体细菌试验案索赔案、慰安妇索赔案、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平顶山大屠杀索赔 案，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等，共有20多起对日索赔案直指那个应负起历史战 争责任的政府。 在重庆的采访中我才了解到，许多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地自费去日本 伸张正义和公道。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步履蹒跚、白发飘零，尽管一些受害者 在漫长的诉讼中含恨地命赴黄泉，尽管所有的对日索赔诉讼都以败诉告终，但是人们没有放弃。一个受害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们不去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些日本人不会晓得他们在重庆犯下的罪行。”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正如我的书《重庆之眼》中一个人物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 留下。” 

我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为这些证人与证言留下鲜活形象的注脚。在真实宏大的历史和超乎人想象的人生命运面前，一个作家可能只配当一个注释者。过去我在提笔写作前总是行走于大地，现在我更多地穿行在时间的经度和纬度里，寻找那些遗失的珍珠和还在闪闪发光的记忆碎片。在重庆这座以火锅闻名的城市里，我的激情一次一次地被激活，仿佛每一个细胞都膨胀沸腾起来了。我想一个人如果找回了自己“青春的原乡”，也应该是这样的吧。更加之重庆人与生俱来的豪爽、热情、耿直、包容，以及远离故园30多载后重新找回来的“乡土乡情”，这种又远又近、又陌生又熟 悉的感受，或许就是某种最好的创作状态。在乡情中的写作，总是最惬意的。 

我认为整个《重庆之眼》的采访和写作，是从一种回眸到致敬的过程。这是一部 向一座勇敢倔强的城市致敬的小说，是向一段不屈的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 

《重庆之眼》顺利出版后，得到国内出版界和文学界较高的评价，并获得2017年 “中国好书”奖的荣誉。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一部书的肯定，更是对重庆人民在重庆大轰炸这段历史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的肯定和再发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不平凡的光辉历史，也是我的创作初衷。 

要感谢我在重庆生活和写作期间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们—重庆出版集团的编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以及原告团里还在不屈地坚持上诉 的大轰炸受害者、志愿者、律师，感谢我的母校西南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老师、教授们；感谢我在重庆的大学同学，他们和我有着兄弟姐妹一般的情谊，还有许许多多热心重庆抗战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共同的历史责任感让我们走到一起。